“梅姨”能够存在的前提，恰恰是因为有买方存在，没有买方，就没有“梅姨”。
撰文丨青柳
3月21日，据广州警方证实，牵涉多起拐卖儿童案（即“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”）的“梅姨”近期已被抓获；“梅姨”原名谢某某（女），对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，目前已被广州公安机关执行逮捕。
消息一出，震惊舆论。
此前，“梅姨”可谓是个“传说”。她只存在于人贩子的口述中，姓名、长相等个人信息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在网络上，甚至还为此发生过互撕，有人怀疑“梅姨”是虚构出来的，乃至搞出了性别对立的话题。现在想想也是滑稽。
直至被捕，才让这么个长期游走在阴影里的嫌犯，终于不再只是模糊传闻，而是被法律真正钉住的身影，那些人间罪恶也即将迎来最终裁决。
不过，“梅姨”虽然被抓，但还有一个问题却悬而未决。
01
2005年1月4日，在广州市增城区，当日上午10点多，正在公司上班的申军良接到妻子于小莉的电话：儿子被人抢走了！于小莉说，有人闯进屋内将她控制，然后强行抱走了1岁的聪聪。
随后，申军良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寻亲路。几乎天天都在广州、东莞、珠海、深圳等地找孩子，张贴了几万份寻人启事。
而她的妻子于小莉一度精神失常，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为了找孩子，申军良变卖了河南老家的房产，最后负债累累。
2016年，5名嫌犯终于被抓获；而直到2020年，申军良的儿子才被找到。至此，已经15年过去。
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，在广州增城、黄埔以及惠州市博罗县，有9名1岁至3岁的男童先后失踪。有9个家庭都经历了这番天崩地裂。
据其中一个人贩子张维平供述，所拐儿童是通过“梅姨”贩卖。但这个“梅姨”究竟是谁，却一直未有定论。
2017年6月，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“梅姨”的模拟画像，向社会征集线索。该通报称，绰号“梅姨”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，真实姓名不详，约65岁，身高1.5米，讲粤语，会讲客家话，曾长期在增城、韶关新丰地区活动。
然而此后一直没有线索，甚至警方都曾经表示，关于“梅姨”的证据仅限于口供，并未发现其他实质性证据。
直到3月21日，“梅姨”落网。至此媒体才发现，“梅姨”的真实样貌，与此前公布的模拟画像相似度还不到30%。
而且“梅姨”极为谨慎，从来不让人看她的身份证。虽说她曾跟人同居，但她“总是住两天就走，没有拍照片”。
可见她的谨慎与狡猾。如今，她的落网，也实在可以说是“苍天有眼，疏而不漏”。
令人稍感安慰的是，2024年“梅姨”参与拐卖的9个孩子已找到；2023年时，两名罪犯张维平、周容平被执行死刑。
02
“梅姨”刷屏之后，在舆论的印象里她早已是罪大恶极。但梳理一下她在多起拐卖儿童案中的角色，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也比较复杂。
“梅姨”不是负责拐卖的人贩子，她是联系买家和卖家的中间人。人贩子拐卖了儿童之后，通过她寻找买家；她也会询问人贩子，问“有没有小孩”。
她在利益链中也不占大头。据人贩子称，交易每一名儿童获得1.2万元左右的“抚养费”，他一般从中拿出1000元作为“介绍费”付给“梅姨”。
在媒体的报道中，有一位律师的分析很有意思：“梅姨”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，甚至有可能认为自己在做某种好事。
当然，说“梅姨”她对自己的“所作所为”完全没概念，也很难令人信服，毕竟她的反侦查意识，显然不是“一无所知”能解释的。
但她的角色，确实是一种“灰色中介”。她不直接实施拐卖行为，她只是帮助一些家庭寻找卖家。律师所说的“她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”，或许也有根据，她不用直面那种残忍的拐卖行径，只做“生意”的连接。
也就是说，“梅姨”能够存在的前提，恰恰是因为有买方存在，没有买方，就没有“梅姨”。
而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，拐卖儿童往往重在惩戒“拐卖”一方，而“买家”往往惩罚不重。同时中间人也可能被减轻处罚。
比如另一起引发举国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。余华英本人被判处了死刑，中间人王某付虽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，但因为其年龄太大，余华英落网时王某付已经90多岁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王某付并未受到真正的法律惩处。
虽说这是因为中间人年纪大，但相比于主犯余华英的死刑，这多少让人有点意难平。
03
关于“买拐同罪”，近些年早已不乏讨论。
其实早在十多年前，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就原第六款“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”的规定已被修改为“可以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”，明确了“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一律入刑”的原则 。因此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对收买被拐卖妇女、儿童的行为均应追究刑事责任，只是可根据具体情节依法从宽处理 。
但是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罚为三年有期徒刑，相比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最高可判死刑，差距仍然巨大。
而即便最高可判三年，在现实中也不算普遍。有媒体梳理了400份判决书，大部分案件对于收买方的刑罚较低，在一年或一年以内，出现缓刑的情况占大多数，涉及文书310份，约占71.7%。
而在社会认知中，买方之责更多的时候也会被直接忽略，乃至会被“亲切”地称呼为“养父母”。
比如前些年有几起富豪之子被拐之后寻亲成功，引发了巨大的关注。其中一位叫谢×男，有自媒体甚至说他寻亲成功之后急着答应改户口，拒谈养父母，说他“忘恩负义”。
另一位寻亲成功的解×帅同样如此，在报道中仅仅提到“养父母早逝，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”。至于期间的曲折，媒体多是一笔带过，似乎都不值一提。
正因为如此，一直有人呼吁“买拐同罪”。比如号称“网络打拐第一人”的邓飞认为，现在打拐的最大困难在于，社会对买孩子的人宽容甚至同情。因此，必须要呼吁、推动“买拐同罪”，只有消除买方市场，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拐卖儿童的罪恶。
罗翔教授也曾在个人账号发文称，在共同对向犯的情况下，所对向的双方刑罚基本上是相似的，买枪卖枪同罪同罚，出售假币购买假币同罪同罚，很少有哪种共同对向犯的刑罚像买人和卖人一样失衡，它的法理在逻辑上很难得到说明。
当然，也有相反的意见。比如有观点认为，差异化的刑事责任有利于分化瓦解收买方和拐卖方之间的“攻守同盟”，有利于侦破与打击拐卖儿童犯罪；对收买方予以较轻处罚有利于保护儿童权益，被拐卖儿童在收买人处生活的时间显然长于在拐卖人处的时间，如果对收买人设置更重的刑罚，将使收买人处于恐惧与担忧状态，继而影响儿童的权益保护与健康成长。
说白了，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。既然拐卖已经发生，那么为了减轻买方对解救的阻碍，保障被拐儿童的成长，那么就先“网开一面”。
而且拐卖儿童案在现实中确实比较复杂，一些买方对被拐儿童也可谓是尽心尽力地养育，哪怕有些人不愿意承认，但这也是某种“亲情”的羁绊，很难轻易切割。
比如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中的当事人、被拐女子杨妞花，就非常感激聋哑养父的养育。杨妞花曾表示，“奶奶偷偷去买了我，我爹带我去退给中间人，但是人家不干，没退掉，只能又把我领回来了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严格按照法条追究“买拐者”的责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04
然而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，无论出于什么动机，无论是否尽心养育，罪恶的源头就是买方。所谓“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”，正是买方的存在，才会出现“梅姨”，这个人口贩卖的生意才能够成立。
“梅姨”已经被捕，从现有信息看，她恐怕很难逃脱刑罚。已经有法律人士解释，“哪怕只实施了接送、中转、介绍贩卖的行为，只要参与了拐卖链条的任何一环，就构成拐卖儿童罪，属于共同犯罪”。
“梅姨”的背后，其实是一直没有得到深究的“另一半”：买方。这部分群体既隐蔽又庞大，是拐卖链条得以存在的土壤，却也是长期以来最容易被淡化责任乃至被合理化的一环——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买方，在拜托“梅姨”找孩子。
那么“买拐同罪”能否实现，又实现到什么程度，才是这起案件的关键问题。它不仅关乎刑罚轻重的技术调整，更关乎我们是否愿意正视“需求端”的责任，是否愿意在情感与法律，现实与逻辑之间划出清晰边界。
这个问题，或许没法迅速得出一个结论，但“买拐同罪”确实应该深入讨论了。如果不清理“需求”，那么拐卖恐怕很难彻底绝迹，抓住一个“梅姨”，怕是还会有更多的“梅姨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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