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深秋，北京的梧桐叶落个不停。毛主席批示同意陈丕显进京医治的那天，天色阴沉，西山轮廓像被墨线勾出。对这位58岁的老红军来说，一纸准许既是救命良方，也是重新被组织看见的信号。
身体还在医院接受放疗，心思却早已飞回上海。那座他耕耘了十四年的城市，此刻正处喧嚣尾声，百废待举。他很想再推一把，可现实先安排了休养——医生叮嘱他别总想着工作。陈丕显听着，点头，眼角却透出“闲不住”的神情。
时间来到1976年。先是周总理，一月辞世；接着朱德元帅六月离去；九月，毛主席也走了。三位伟人相继谢幕，整个中南海弥漫着难以言说的悲恸。叶剑英、华国锋等人接手残局，拨乱反正迫在眉睫。就在这种背景里，陈丕显结束疗程，被通知可待命分配。
1977年初春，中央一纸任命：赴云南，任省委第一书记。电报语气干脆，没有犹豫的余地。但随后几通电话，让这桩看似简单的调令变得扑朔——叶剑英约他谈话；粟裕从南京军区打来询问；胡耀邦也托人带信。三方意见交织，一时间竟拿不定主意。
叶帅见面先问身体如何，随后轻声一句：“要是高原气候吃不消，回部队，老本行。”不过十二个字，分量沉甸甸。粟裕的口吻更直：“南京军区缺政委，你来正合适。”一句话，把老战友的情义摆在桌面。胡耀邦那头却劝：“难得机会，先干起来，再谋后路。”三种声音，三条道路，陈丕显得权衡利弊。
决定前，他翻看旧日笔记。上面记着一句陈毅的话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彼时二人共事上海，陈毅常拿这句话提醒自己谨慎用权。如今旧语重温，他忽然悟到——关键不在岗位，而在是否能发挥作用。高原或军区其实只是一张地图，坐标不同，坐标系相同——都是国家需要。
经过三夜思量，他给中央回复：服从安排，前往云南。复电发出那刻，他对身边人说：“干一行是一行，先重返战位再说。”语气平静，却听得到热血暗流。
四月抵昆明。云贵高原的阳光毒辣，紫外线似乎要把上一站的病房味道统统蒸干。陈丕显快步走下舷梯，没有等人搀扶。当地老干部来接，车行途中提到连年干旱和基层组织混乱，他沉默片刻，只留下两句：“先调研，再决策。”随即安排分片走访。
云南情况复杂：边境漫长，少数民族众多，经济底子薄。陈丕显采取的第一步是“摸底”，不到两个月跑遍八个地州。开会不用稿，谈话全靠速记人员记录。他常说一句俚语：“脚粘泥，心才沉。”这股接地气的劲头，让干部和群众逐渐放下戒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面对粮食短缺，他没有简单下指标，而是引入江苏、上海搞过的“联产承包试点”，选在气候温和的玉溪试水。方案一出，省里有人担忧政策超前，他拍板：“先小范围，总得有人先吃螃蟹。”半年后，玉溪粮产增幅近两成，质疑声音自然消散。
高原空气稀薄，夜里气温骤降，旧病偶尔作痛。医生建议加强休息，他却常在灯下批文件到子时。秘书忍不住嘀咕：“书记，得悠着点。”他抬头笑，说了句半玩笑：“革命几回九死一生，这点疼算不得事。”寥寥十余字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却能听出那种拿命理工作的执拗。
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开，全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。云南同样迎来诸多机遇，特别是边贸。陈丕显注意到东南亚市场对茶叶、五金有旺盛需求，便提出“先给市场开口子，再谈规模上量”。这一思路后来演变为边境小额贸易试点，成为当地外向经济的雏形。
工作两年，他的身体明显消耗。中央综合考量，将其调往湖北。云南干部依依不舍，送行那天，昆明机场飘细雨。老战友悄声道：“是福地就该流动，不是据守。”彼此心照。到湖北后，他仍保持奔波作风，三个月跑遍长江两岸十余座县城，把工业移交、农业包干等经验逐条落地。
1982年，中共十二大召开。出于政法战线的需要，中央把他调回北京，进入书记处并兼任政法委书记。那年他66岁，肿瘤已反复多次，但工作节奏并未放慢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担子也一道压上肩头，他偶尔自嘲：“只要还站得稳，钟点工一刻不能停。”
在京期间，他致力于政法队伍整顿，强调“法律不可偏，执法必公”。某次座谈，他握拳轻敲桌面：“法治是钢筋，不可软。”这句掷地有声的话，日后被人写进学习材料，成了不少年轻干警的座右铭。
1995年4月27日，陈丕显因病与世长辞，享年79岁。追悼会极简，他生前留下叮嘱：“不铺张，别铺张。”花圈不多，挽联却句句沉厚。很多人到那时才发现，他一生职位变动频繁，却始终如一——哪里需要就去哪里，去之前先低头琢磨，干起来再抬头担当。
回溯1977年的那场抉择，可以看到一个朴素逻辑：岗位是载体，责任才是目标。也许正因如此，他的履历翻页又快又密，却从没失去方向感。岁月把人催老，信念却不打折扣，这恐怕就是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最珍贵的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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